我們家的四位延平人

從1946年。
第一個念延平的，是奶奶的弟弟，也是我的舅公鄭勵志先生。
舅公的延平，比我的延平早了快半個世紀
舅公鄭勵志1924年出生於台北，後來成為復旦大學教授，創立復旦大學東亞研究所，長期研究日本經濟與東亞問題的權威學者。
他在自己的《鄭勵志自傳》裡提到，一群從日本回來的台灣知識分子在台北創辦了「延平學院」，設有政治、經濟、法律等科系。
1946年，延平學院正式開校。
舅公一知道，就跑去考取了經濟系預科。
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，延平學院停辦，他也跟著失學。1948年學校以「延平補習學校」的名義恢復上課，他又跑回來繼續念。
問題是那時候他已經從台北調到基隆工作。
現在台北、基隆通勤可能只是每天抱怨一下交通，但在那個年代，要一邊工作、一邊這樣來回念書，實在不是容易的事。最後他還是只好放棄。
不過，他的大學夢沒有放棄。
一直到1956年，31歲的舅公終於考進復旦大學經濟系。
所以每次看到這段家族歷史，我都覺得很有意思。

我小時候覺得「去延平上學」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；但對舅公那一代來說，能有一間學校讓自己繼續讀書，本身就是一件很珍貴的事情。
然後，時間快轉將近50年。
當時要抽籤才能就讀，國一的我沒有抽到籤，先去唸了懷生國中， 但在國二這年我中籤，這次輪到我進延平。
初中時代，第一個想到的是外號「拍拍手」數學老師陳盛金。
為什麼叫拍拍手？
我們那個年代還可以體罰，數學錯一題，老師就可能拍一下臉。
有一次父親知道我被老師呼巴掌了，父親很生氣直接跑到學校找老師理論。
從此以後，老師真的再也沒有呼過我巴掌。
當年覺得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，結果畢業幾十年後，同學聚在一起，講到以前被老師打的事情，大家居然都笑得很開心。
另外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理化陳國松老師。
陳老師也是錯一題會打，而且他的武器比較特別——會從椅背上拆一根木條下來。
最奇怪的是，他打人特別痛。
當時同學之間流傳一個非常「科學」的解釋：據說陳老師有練氣功，所以打人的時候會把「氣」灌到木條裡。因此看起來只是輕輕一下，實際上痛得不得了。
初中畢業後，我很幸運吊車尾直升高中部。
不過我本來就不是什麼特別愛念書的人，進了直升班以後，四周又都是很會念書的同學，所以我的成績當然也沒有特別突出。
到了高二，被留級！
當時可以選擇跟下一屆直升班繼續念，或者留在原來這一屆，轉到外考進來的普通班。
而我選擇留在同一屆普通班。
那個年代，剛好是台灣社會非常熱鬧的時候。
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「有夢最美，希望相隨」的布條到處都是。
下課以後，同學會吆喝著一起跑去大安森林公園附近的競選總部看熱鬧。
學校裡也很有趣。
老師上課不只講課本，常常跟學生聊政治、股票、經濟、社會新聞。
現在回想，那其實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種延平教育。
其中物理老師林光章講過一句話，我到今天都記得。
「以延平學生的聰明才智，學習物理、化學、數學這些科目，對你們都不會是困難的事情；但國家社會的大是大非，在你們這個年紀就應該要了解認識！」
三十年後的現在，高中物理我早就全部還給老師。
但這段話，我卻記了三十年。

第三位念延平中學的，是我的弟弟黃俊瑞。
他從小就非常喜歡棒球。
小學時參加過味全龍、兄弟象的棒球夏令營，也曾經受到徐生明教練、曾紀恩教練的注意。
以升學為主的延平中學其實跟「棒球名校」完全沒有什麼關係。
弟弟在進入直升班後，跟幾個喜歡棒球的同學湊在一起，搞了一支棒球校隊。
學校從沒有正式支持過這支球隊，球員自己找，週末自己練。
我父親跟其他幾個家長看孩子真的很想打，熱心出錢買壘包、球衣和一些球具裝備。
然後他們去報名了台灣的甲子園金龍旗棒球賽！（黑豹旗的前身）
印象中，那應該是延平非常早期參加正式高中棒球比賽的紀錄之一，而且那場比賽還有媒體轉播。
結果當然沒有意外的輸球。
弟弟擔任投手的那場比賽投得非常精彩，一場比賽三振了13名打者。
一群沒有正規棒球訓練環境的延平學生，自己湊裝備、自己練球，最後真的站上全國高中棒球比賽的球場。
不過比賽打完回學校，等待他們的不是全校表揚。
而是被學校找去「關心」了一下。
大概就是「你們還是好好念書。」
後來俊瑞沒有繼續留在延平直升班，而是選擇到美國念高中。
申請大學的時候，他的SAT和TOEFL成績其實並不突出。
可是他想起了自己打棒球的經歷。
他把當年比賽的錄影帶拿出來，再把自己擔任投手時，怎麼觀察打者、怎麼配球、怎麼思考投手與打者之間的心理對決，整理成一份分析報告。
結果這件事情反而成為他申請大學很特別的一項資料。
他後來進入BU心理系，再到UIUC繼續念書，之後也取得CFA資格。
當年學校叫他不要打棒球、好好念書。
結果最後幫他申請到大學的，偏偏就是那場棒球。

最後
延平中學八十歲，生日快樂！